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 ——新时代翻译研究

张柏然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双语辞典编纂家，曾任中国辞书协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张柏然对中国翻译学建设有着前瞻性的文化自信，早在1997年就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为纪念张柏然在推动构建“中国翻译学”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探讨新时代翻译研究的趋势和方向，2017年12月2—3日，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与新时代翻译研究高端论坛组委会联合主办、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新时代翻译研究高端论坛暨张柏然教授翻译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的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就张柏然翻译思想、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共同探索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走向与话语体系构建问题。

1.张柏然翻译思想研究

作为推动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先驱者，张柏然数十年来始终致力于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寻找新的理论生发点，认为“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张柏然、姜秋霞（1997：8）认为：“任何学科的建立都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杂乱到系统化的过程，只要我们认定这一目标，翻译学的建立便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终究能够实现的。……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

无论是硕博士人才培养，还是双语词典编纂，都能够系统体现张柏然构建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的学术努力，他坚持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换及中西融合的问题。辛红娟在大会发言中以“张柏然翻译思想的文化战略考量”为题，系统论述张柏然关于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批判与借鉴、对中国翻译传统的吸收与弘扬及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和翻译人才培养等的学术观点，深入解读其立于“古今沟通、中西融通”文化战略高度对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思考，较全面地呈现了张柏然翻译学术思想史。姜秋霞从哲学角度剖析中西译学，探讨中西译学的差异、共通与交融等问题。她认为，中国译学侧重体验性，体现人文特质，不管是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信达美”或焦菊隐的“整体（全局）论”，均强调整体性，注重意会，而非分析。支撑西方译学思想的理性哲学、形式哲学、实证主义思想等，则追求绝对理念、普世规则，侧重逻辑和科学，体现科学特质。虽然中西译学的哲学基础截然不同，但中西文化思想是共通的，都追求真理和普遍性，学界完全能够“开展译学对话，逐渐适应在理论‘他者’的注视下，进行理论的调解、兼容与相互阐发”（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2018：6）。姜秋霞继承并发扬张柏然的译学观点及研究方法，从中西译学比较入手，把握中西译论的差异，分析中西译论的共通之处，呼吁学界关注西方译学思想及中国古代译论对新时代中国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作用。张柏然（2008：86）曾指出，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它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候，都是要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

张柏然不仅是翻译理论家，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对张柏然而言，可以说，他翻译实践成就的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四十余年的英汉辞典编译工作中。魏向清以张柏然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为样本，对其“求真、向善、爱美”的辞典翻译理念进行了较全面的解读。张柏然在编纂双语辞典时，突破一问一答的传统、被动型读者—词典关系，“立足于时代的需要，肩负人类交流对话的使命，在编纂过程中与读者对话，召唤读者参与创作词典文本；基于对读者的信任，对读者的‘先知’和‘统觉背景’提出对话的要求，并在对话过程中给读者留下一定的‘空白’，以促生读者的文化自觉、修辞自觉和文学自觉”（辛红娟2005：58）。作为治学良友、翻译顾问的双语辞典与翻译理论研究息息相关，共同成为张柏然翻译思想、翻译实践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

许钧认为张柏然率先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有学问，勇于探索的学者。自1976年起，张柏然开始从事双语辞典编纂工作，充分利用语料库进行辞典编纂，主持创建“南京大学英汉语料库”“英汉双语词典计算机编纂软件系统”，将语料库理论运用到《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全过程中，开创中国语料库辞书编纂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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